我们知道，清朝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9月，在顺天（北京）乡试中，因戏子平龄“朱墨不符”中了第7名而引发的“高考”舞弊案，共有91人受到处罚，其中5人处斩，3人充军。牵涉之广，绝无仅有；官职之大，也是历史之最。于菜市口开刀问斩的主考官柏葰是清朝一品大员、军机大臣、内阁大学士，位居宰相，官至人臣极鼎。但按照清朝的法律，咸丰也只能挥泪斩柏葰。

所谓“朱墨不符”，就是古代科举考试时的两套卷子，一套是考生本人在场内用墨笔缮写的答卷。为了防止考官认识考生的笔迹徇私舞弊，先由誊录人用朱笔将应试人的原卷誊抄一遍再交给考官批阅。用心可谓良苦。为平龄作弊的当事人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做了手脚，以致把主考官柏葰牵连进去，丢了性命。

翻开历史看看，宋真宗景德二年（1005年），也就是宋辽订立“澶渊之盟”的第二年，为了巩固北方边防，除按照常例取正奏名和特奏名进士、诸科1003人之外，又特地为河北举人举行了专门的省试。结果，经过殿试，取正奏名进士146人、诸科698人，特奏名进士205人、诸科及瀛洲防城举人997人，共2046人，此榜总共取士达3049人，这在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是空前绝后的。也就是在这次宋真宗亲自主考礼部奏名的河北举人中，首先实行了誊录法，这在中国科举史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创举。

是的，在这之前，为了严防阅卷官营私舞弊，已经实行了糊名法，考官已经看不出举子的姓名了，但他们还能通过辨认字迹以定取舍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誊录法便应运而生了。正像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中说的一样，“别录本，去其姓名”，也就是将试卷另外誊录副本。景德四年（1007年），颁布了《亲试进士条制》，规定“试卷，内臣收之，付编排官，去其卷首乡贯状，别以字号第之；付封弥官誊写校勘，用御书院印”。从此，殿试誊录正式成为制度。誊录后盖上御书院印，是为了防止誊录者偷梁换柱，防止出现漏洞。

和糊名法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年）开始在省试中实行一样，省试中实行誊录法，也是在大中祥符年间，也就是从专门设立誊录院的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开始，省试正式实行誊录法。这样，科举评卷环节完全杜绝了考官的主观因素，使考试取士真正走向公平与客观。这种阅卷的方法，详定官不能见到考生的姓名，而编排官能够见到考生的姓名又没有权力决定考生的升降，有效地防止了阅卷时因辨认姓名和字迹而给考生打人情分。

所以事后宋真宗曾经对宰相王旦说：“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，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。”糊名和誊录办法实行以后，使寒士与官宦子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“公平竞争”，打破了他们之间贫富、贵贱等级界限，使“一切以程文为去留”的取舍原则有了制度上的保障。糊名法和誊录法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保障，削弱了主考官“生杀予夺”的权限，尽可能地防止了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，为大多数考生，尤其是没有背景、没有关系的普通考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，也是科举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善的一种表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