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明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至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的百年之间，漳州府先后再添置漳平、平和、诏安、宁洋、海澄等五个新县，属县从五邑骤增到十邑，是漳州史上催生县邑的“高峰期”。用闽南人的俗语来说，就是“添丁兴旺”。透过置县背后的思想解放与观念嬗变，我们清楚看到：无论是在平和、宁洋、海澄县治的奏请添设上，还是在诏安、宁洋、漳平创建之初的教化上，都有王阳明及其后学置身其中，躬行践履与勤恳付出的身影。
明正德十二年（1517年），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的王阳明，亲自督率2000名精兵入漳平乱，打响其建立功业的第一仗——漳南战役，历时两个多月的征讨，先后攻破象湖山、箭灌等40多座山寨，肃清了盘踞在闽粤交界山区数十年之久的山民暴乱。平乱之后，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思想家的内圣智慧，抽丝剥茧地分析了当地民众落草为寇、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，基于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的认知，提出“析划里图，添设新县”的思路，两度向朝廷上疏奏请，建议析割南靖县清宁、新安二里，添设平和县。在第一份奏疏中，王阳明认为该地方“地理遥远，政教不及，小民罔知法度”，提出“建立学校，以移风易俗”，强调民众应“训以儒理”，才能“政教既敷，盗贼自息”，达成地方长治久安之目的。在第二份奏疏中，提出“新县所属多系新民，须得廉能官员”的选官用人意见，得到朝廷的认可与采纳，选派曾与阳明先生一同求学于娄谅门下的罗伦之子罗干，来到和邑担任首任知县，深得民众之赞赏。
海澄旧名月港，唐宋以来，就是海滨一大聚落地，尚有“小苏杭”之美誉。正德年间，势家豪民私造大型船舶，远骋彼国异域，发展海上走私贸易，以致出现“沿海之乡，无一而非海寇之人”的现象。为此，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，巡海道柯乔建议在月港设置县治，加强海上贸易管控，得到福建官府的支持，但终因地方治安稍宁，设县一事暂时搁置。之后，自称“二十四将”的海寇越发猖狂，以致倭警频传，顽民乘机构逆，田园荒芜，民生凋敝。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，阳明学“信从者”、都御史谭伦申请增设海防同知，并将靖海馆改为海防馆，以处理各类海上事端。次年，阳明后学、巡海道周贤宣不失时机地循循讲论，以《阳明先生则言》教化民众，文教武压，双管齐下。此时，听选官李英、陈銮等相率再次启动设县申请，朝廷下旨着令福建官府审议、复核。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，漳州知府唐九德议割龙溪、漳浦部分都图，凑立一县。私淑阳明的都御史汪道昆等官员更是倾听俯采下属之意，及时上疏具请附议，助推置县开治一事，朝廷终于下旨赐县名为“海澄”。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，海澄迎来“双喜临门”：既正式开县设治，又“准贩东西二洋”，成为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，开启了人烟辐辏、商贾咸聚的发展新篇章。从中可见，在海澄设县过程中，阳明学“信从者”谭伦、阳明后学周贤宣、“私淑阳明”者汪道昆等人，无不出谋献力，功不可没，澄邑之民至今感怀于心。
康熙《宁洋县志》有记：嘉靖年间，龙岩县集贤里一带，人习乖残，任意剽掠焚劫，积弊累久，民众深受其害，生灵涂炭极矣一时。无论是巡抚、巡按，还是巡海道、州府，同心计谋讨贼，邀檄周边四县乡兵进剿。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，讨贼伊始，率兵讨逆的漳平知县魏文瑞就认为，此地林密谷深，地偏一隅，教化有所未及，建议设立县治。可惜的是，出师未捷身先死，设县之议随其身卒而止息。之后，龙岩生员曹文华、曹鸣凤条陈八议，呈请设县。得到阳明后学、巡海道副使周贤宣的鼎力支持，“单车入县，力相其成”。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，朝廷下旨添设宁洋县治于东西洋（今漳平县双洋镇）。是故，《志》赞曰：“宁洋既设……所自成者，周海巡；肇之者，曹二生也。”周海巡就是巡海道副使周贤宣，宁洋设县之成事者。宁洋县虽于1956年因区划调整而被撤销，早已消失在漳人的视野中，但阳明后学周贤宣之相成设县的努力，漳郡后世诸生是不会忘怀的。
如果说，王阳明奏请添设平和、汪道昆更请置县海澄、周贤宣力相其成设县宁洋，肇创三县于漳郡，有奏立之功；那么何春、董良佐等一批阳明后学仕宦于诏安、宁洋等初创之县，不忘办学教育，化民成俗，则有教化之德。
在古代，郡守县令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教化百姓，化民成俗，这也是普通民众最有感的业绩。特别是深受贼寇蹂躏而涅槃重生、草创之初的县邑，民众之思想混沌未化，教化不及，更需要官府“敷文德、变习俗”之施为。
置县设治于嘉靖九年（1530年）的诏安县，于次年迎来了首任知县、阳明亲传弟子何春。无论是《诏安县志》称其“每以簿书之暇，诣明伦堂与诸生论所以为学之要……将大明姚江之学，以化民成俗为己任者”，或是《漳州府志》赞其“政暇诣明伦堂，与诸生讲论，示以为学趋向教民……当县治新设之初，务欲化民成俗”。无不表明，面对经历“广寇为患”、百制未备的新生县邑，政暇之际的何春，时常到明伦堂开堂会讲，以阐明、广播阳明心学，力求以化民成俗为第一要务，讲学传习不辍。何春，让饱受盗寇浸淫之地，有了洙泗雍雍弦诵之声，有了阳明心学的昌明教化。这无疑是诏安之幸。是故，诏安之“民至今思之”，所思者，应是“将大明姚江之学，以化民成俗”吧。
无独有偶，设县于嘉靖四十四年的宁洋，于隆庆元年秋季也迎来首任知县、阳明后学董良佐。新邑之初的宁洋，乃是一个荒莽之区，城郭未完、县署未构、学宫未备……更不用说其他的设施了。董良佐一到任，便悉心殚力，建学宫、造公署，修河桥、筑道路……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宁洋新民多为流移之徒，心志尚多有反侧不一之念，董良佐采取“宽征输、严侵渔、罢烦冗”的亲民举措，以勤抚之已念昼夜经营，安抚民心，休养生息；以饬方张之治具，革除久陷乖张不轨之人心。时常召集父老子弟等邑人，开讲致良知之学，迎机开导，穷日不倦，立乡约，申圣谕，刊布《家乡礼纂》……士民渐知向化，一时四面响风，民众赞誉之声不绝。董良佐不但自己开讲阳明心学，还邀请阳明后学、巡海道副使周贤宣开坛讲学于县署辕门之下，“观听者以千万计”，以期格心，诞敷文德，以文化人，而破“心中贼”。
而对早于阳明先生出生之前就已立县的漳平一邑来说，王阳明及其后学虽未有如平和、海澄、宁洋三县的肇创之功，也没有如诏安、宁洋二县的首任知县之缘，但阳明学对漳平县的影响仍有可言之处。如明嘉靖二至五年（1523年—1526年）期间，与王阳明同处龙泉山下、常到中天阁聆听王阳明讲学的余姚人施信就任漳平知县，多有效仿王阳明中天阁讲学之举，教化为先，广传圣学，“加意学校，以羡余置学田，士类德之”，以致漳平士子“有舍旧闻而好为新论者”。又如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到泰州受学于阳明再传弟子王襞的陈九叙，以易简中正为宗，由人伦日用穷探原本，得到沈宠、王襞、耿定理等阳明后学的认可，“咸印可其学，以为正派”，著有《心源录》，门人李之藻梓以行世。由此可见，立县一甲子之后的漳平县，与漳郡其他县邑一样，以崇良知之学为尚，且多有成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