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从微信朋友群中知道章武走了的消息，他身染沉疴，一直让人有所忧虑，但是突然得到噩耗，还是让人震惊。两个多月前，我们还通过一次电话，讲了近半个小时，没有任何不祥征兆。那天，我手机的微信电话响了，一看是老陈的（我一直这样称呼他），有些惊讶，我们多是年节时互致问候，有事也是发微信。我连忙接听，原来是他刚刚看了央视四套《记住乡愁》节目，是播放一个漳州的专题片，片中有一小段几十秒的关于杨骚的介绍。他说：“你也不年轻了啊，在电视中看到了。”我说：“那当然，都退休多少年了。”然后他像开了闸似地讲开了，说看了这个片子想到了漳州。他回忆在南靖报道组的采访经历，回忆在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的生活，讲了他在1965年为学院写了一个《焦裕禄》的三幕话剧，他还在里面扮演焦裕禄秘书的角色，我不禁莞尔道你还会上台演戏啊。他说这辈子只写过这个剧本。他讲得更多的是对九龙江的热爱，对漳州的感情，他在这里工作生活了许多年。我心里不断泛起暖流，在我们多年的交往中他极少这样敞开怀谈话。很快话题转到了他的身体。他真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，有一段时间他每星期都要去做理疗，住的楼房没有电梯，他就在每个楼层的转弯处装了一个折叠椅，让自己拄杖下楼时可以歇息一下。他说现在身体情况一般，又开朗地说自己已经多活十几年了。他很不经意地说出也有心里过不去的时候，曾在洗手间里关上门放声哭过。我听到这些话时，顿感远在数百公里外的那头，是一个兄长在倾吐内心的难处；顿感人真的是凡身肉胎，生命中的高光仅是其中的一面。是的，但凡常人，都会有过绝望的时候。退休后章武多次参加了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省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，因为行动不便，有时汪兰老师还随行陪伴着，到后来已经无法外出了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，读万卷书是幸福，行万里路同样是幸福，不能出门对一个热爱生活渴望写作的人是很痛苦的事。我只是静静地听着。他很快又回转过来，说很想到漳州看看，但是已经不可能了。我闻之怆然。但我还是带着笑声安慰说会有机会的。没想到，他的声音犹在耳畔，人却走了。

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认识章武的，记不起在什么场合，好像是在漳州一次文学青年的聚会，他来组稿。那是一个文学巅峰的年代，无数好的作品喷薄而出，许多年轻人跃跃欲试。我那时写诗歌，也写散文，就这么寄出去了，不用贴邮票。当时诗歌编辑是谷忠，散文编辑是章武。我寄去一篇散文，是写一个弹钢琴的音乐人的经历，他退稿了，鼓励说音乐的想象写得很生动，但整个情调低落了点。我再寄，写到第三篇终于问世。这是写知青生活的，题目是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。他回信说将“力荐”。我不禁雀跃。这篇散文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的《福建文学》，杂志刚刚由《福建文艺》更名。这是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后在省刊的第一个作品，这事永远都忘不了。那时省内公开刊物极少，发表后在我工作的华安县还产生过影响。这篇散文现在仍在公众号上被转发。因为文学，我们的交往也这样数十年间延续了下来。他从第一本散文集《海峡女神》起，每有散文集出版，都会寄赠给我。他的名篇《北京的色彩》是我在学校给学生讲散文时必定要分析到的作品。

章武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，让人念念于怀。若干年后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协，他成了我当然的介绍人，他很认真地写了推荐的文字。另一个介绍人是谷忠，他对我说：“章武给你写的推荐词啊，啧啧。”让我感受到了其中的郑重和热忱。在他远行之际，我回想起与他见面的点点滴滴。我去过他在福州东街口附近黄巷的居室，那时我参加省作协和福建师大中文系联合办的一个青年文学进修班，在半年的学习中听了不少名师的文学讲座，恶补了中文系的课程，很是愉快。因为我读的是理科，却向往中文系。章武高考那年曾是福建省的文科状元，作文得了满分。我在他家中谈着文学和写作，天马行空，没有拘束，得益许多。有一年他到仙游挂职当副县长，刚好回福州，兴奋地讲了不少新鲜的事情，我也听得津津有味。他搬到金山新区后我也去过多次。有一回聊天中谈到报纸的事，他讲到少年时喜欢看报纸的副刊，还看过一份漂洋过海寄来的印尼雅加达的《生活报》，一收到就是一捆，他总迫不及待地拆开寻找副刊版。我兴奋地说，我父亲就编过这家报纸的副刊，后来当了总编辑，写的多是时评了。他感到惊讶，觉得文学像是一条看不见的丝线，将许多同道者牵连在一起。

我回想起以往的这些事情，不胜唏嘘，脑子浮起的是他明亮的笑容和眼睛上方那对浓浓的剑眉，还有谈话中偶尔静默时沉思的模样。斯人远行，却仍让人怀念着。